1977年，15,000名香港市民去信英女皇，要求停止清拆当时的尖沙咀火车站，抗争最后虽然失败告终，然而是次保育运动所展现的人民力量和热血，却悄悄播下了保育的种子。二十多年后的2002年，热情再度重燃，又名禧帖街的湾仔利东街，被市区重建局下令清拆，激起区内居民及租户的强烈反对，尽管事件获国际媒体大肆报导，社区人士的声音却被完任漠视。2007年是保育运动的重要转捩点，数千人上街争取保留中环皇后马头，抗争后来演变全民社会运动，也唤醒了香港人要为一切破坏我城集体回忆的行为站起来。
香港人对于建筑保育一直漠不关心，欧华尔顾问有限公司的始创董事罗建中却在三月于虎豹别墅举行的BCI Equinox 2019活动中提出，保育已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建筑运动。位于香港大坑道的虎豹别墅，早前逃过被清拆的命运，翻新后开放予公众参观。
罗建中表示，保育能够重新定义传统的建筑专业，推而广之，更能推动现代社会及政治发展。文物保育所蕴含的深层社会意义，源自历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，然而随着时代转变，近年很多保育人士都忽略了这一点，反而聚焦在古迹文物的历史价值或技术层面上。
一切即将出现变化。近年出现了多个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项目，包括位于利物浦的Granby Four Street、Forensic Architecture在全球各地进行的调查报导，以及香港蓝屋等等，目的都是让文物保育重回根源。
在建筑史的洪流中，保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。罗马建筑大师Vitruvius在其撰写的《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》书中指出，建筑系学生应熟读历史，让他们挑选装饰风格时能有所依据。同样地，文艺复兴建筑师Alberti在其巨著《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》中强调，要掌握知识，必先融会前人的经验。对于远古年代的建筑师而言，他们只知要从历史中学习，而并没有保育的概念。直至Palladio 的《The Four Books of Architecture》才出现了变化，他认为古罗马遗址值得世人欣赏和颂扬，换句话说，它们的存在意义并不仅仅为了教育下一代。
近代一点，十八世纪英国建筑师Sir John Soane对新古典主义建筑情有独钟，源自他对收藏古董的热爱，他常常鼓励人们到欧洲四处游历，寻找灵感。十八世纪末期，浪漫派诗人William Wordsworth认为旧建筑给人带来慰借，而非腐朽的象征。他将重游廷腾寺废墟所感受的甜蜜感觉，化成浪漫的诗句，Wordsworth非但没有看到古文明的衰落和互解，反而在急速转变的社会中，物质主义盛行之际，他发现了自己对历史文物景观的渴望。他是首位从主观而非客观角度去鉴赏历史古迹的人，他不但提供了主观诠释，更将建筑物升华成有生命的个体，透过形态去捕捉人类历史上的珍贵时刻。怀旧与鉴赏古迹一直相辅相承，而Wordsworth更教晓我们，古迹和怀旧两者间的关系，比起表面上来得更复杂和细腻。
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家、被喻为保育运动之父的John Ruskin，是一位有远见的激进社会分子。他在《Unto This Last》一书中提出，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，不同范畴的工匠，不管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为何，都应获得同等的工资。Ruskin的全民工资理原则，现时逐渐获得欧美左翼政策议题的支持。他认为建筑师的两大重要任务是在保育文物古迹的同时，创造能够成为历史经典的当代建筑。这是极具革命性的宣言，与Vitruvius所提倡的“坚固、实用、愉悦”建筑理论大相迳庭。Ruskin可谓为建筑师Philip Webb和设计师William Morris铺路，他们二人后来于1877年成立了古建筑保护学会（SPAB），提倡保留历史建筑物上的时间痕迹，除非面临倒塌危险，否则应避免不必要的修葺。
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教授及中央书院（中央圣马丁学院前身）始创教授William Lethaby，是Webb的门生，他指出“建筑并非纯粹关于设计、形态或富丽堂皇的造型，而是有人类真挚情感、生命和灵魂的房子。”他对西敏寺所做的研究显示，时间造就了一切——逾千年的悠长历史、参与其中的工匠、艺术家和设计师，都在大楼的无数次改造中下了痕迹。换句话说，是保育（而非出自个别建筑师手笔的设计）造就了如西敏寺般伟大的建筑，故此Lethaby认为工匠和建筑师值得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。
支持此理论的还包括二十世纪诗人Sir John Betjeman，他是首位利用现代媒体宣扬建筑保育的人，曾成功保留伦敦的St Pancras火车站免被拆卸。他主要透过诗歌、电台广播、著作、电视节目等，改变大众对英国文物古迹的观念和看法。
于1895年成立的国民信托，以“我为人人，直到永远”为口号，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具规模的非牟利组织，英国会员人数达510万，而同类型组织亦遍布全球56个国家。国民信托现时管理超过500幢历史房屋、城堡、花园、公园及自然保护区，每年吸引约2千万名游客前来参观。
在这些组织的推动下，保育已发展成为全球历史中最强大的建筑运动；它能随时动员数百万计的人，同时获得政治及立法机关的支持，其影响力之大，没有其他建筑运动能够媲美。
在很多方面来看，香港蓝屋的重生，体现了一幢建筑物能在社区里所发挥的影响力。这幢老房子建于1920年代，由多幢唐楼组成，能够得以保育成功，全靠街坊们积极参与管理，一同决策其未来用途。整个项目借着由下而上的方式，让持份者能够参与到建筑物的改造过程之中，背后营运团队由圣雅各福群会（在该区拥有60年历史的地区慈善组织）、香港文化遗产基金会（提供文物保育的专业意见）、社区文化关注（推动艺术及文化活动的基层地区组织），以及蓝屋居民权益小组所组成。
罗建中于10年前便已出任项目主席一职，整个计划的核心目的，是要提高公众对保育文化遗产的认识，透过在香港故事馆里举办一系列展览、工作坊、电影欣赏、导赏团及出版书籍，以及一家素菜馆及甜品店，提供区内就业机会。圣雅各福群会更推出社区时分券计划，鼓励区内居民互助，透过这个平台能让低收入的居民，以他们比较充裕的时间，交换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或服务。
2017年，蓝屋成功击败其余60位参赛者，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亚太区文化遗产保育奖项“卓越大奖”。“蓝屋正正尝试体现了John Ruskin和William Lethaby的愿景。”罗建中说：“很多年长的街坊在这幢房子里居住了一辈子，他们赋予了这幢建筑物各自的不同意义。居民俨如它的代理人，与历史和文物进行互动，成功在湾仔区内建立起地方感。他们在保育文物之余，同时创造历史。整个保育过程无疑非常艰巨，可是能够让建筑传承予下一代，让他们参与到保育和创造过程之中，建立身份认同和归属感，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