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客一词一般带有负面涵意。新闻经常都会报导，电脑系统由于被黑客入侵而引致资料泄漏或故障，陷入无可预计的混乱或瘫痪情况。事实却是，黑客事件并不局限在网络世界之中，当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时，或会带来好的影响。
“黑客只不过想用咖啡机来烘多士。”已故德国记者及社会运动分子Wau Holland解释道。黑客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科技行业，意指透过入侵系统去查找当中的漏洞或不足之处，目的是令系统更趋完善。黑客本身是一个中性词，可是近年由于涉及许多网络罪案，才逐渐获得如此恶名。
其实只要将黑客的概念放诸城市生活环境之中，其本意便能获得重生：透过介入或终止现有的城市形态，令周边环境变得更宜居。整个过程并不牵涉颠覆原有的城市系统，而是利用创造力和想像力，寻找问题的症结或缺失，从而达致改善城市生活的目的。
事实上，城市黑客概念已慢慢发展成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运动。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一日千里，令居住空间——尤其是公空间——越趋非人性化。城市发展一词意味着，一切阻碍获取盈利的因素都得被统统移除，建筑物和基础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商业活动，而非改善人类福祉。很多所谓的城市黑客，大部分都是年轻一代、艺术家及社运活跃分子，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发展极不平等，希望能透过城市黑客运动，将人性化元素重新带回城市环境之中。
来自柏林的艺术家及经济学家Lars Zimmermann是城市黑客运动其中一位领导人物，他指运动的背后理念，是尝试改变人们的信念系统，鼓励市民发挥原创精神，运用创意，积极取回属于他们的主导权，而非盲目地任由系统摆布，他在接受香港艺术杂志Artomity访问时曾指出，这是“为了赋予城市工具新的用途” 。
柏林作为廿一世纪最具创意的欧洲城市，容许极大的想像空间，这大概因为自柏林围墙在三十年前倒下以来，这个城市一直处于翻天覆地的蜕变和发展阶段，年青、富活力和拥有无限可能性是它的城市基因，Zimmermann亦选择在这里推出他的艺术研究项目The City Is Open Source，鼓励市民透过各自的小举动带来大转变，以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。
Zimmermann指出，很多人长期把自己困在“想像力的牢狱”里，对于任何稍为天马行空的点子都十分抗拒。要成功推行城市黑客运动，首个难关就是要解放人们的脑袋，鼓励大家运用想像力。城市黑客并非艰深难懂的学问，运动既不大型也不复杂。法国艺术家Florian Rivière就是一个好例子，自称为“城市黑客活跃分子”的他曾经将一块破烂的运货用板车变成椅背，将路边的一张长櫈变成一张沙滩躺椅。另一次，他将一块熨衣板放在河边，造成跳水弹板，在他手上，最寻常不过的家品顿时有了新的用途。
一个名为Post-It City的组织在巴塞罗纳推行了一次骑劫公共空间运动，鼓励市民暂时性占用公共空间，改变它们的用途，例如将Sabadell和Terrassa的近郊街道变成临时性的客厅、将Macba Square变成滑板公园，甚至在Mirador de Montbau建造一间临时房屋。
有谁会想到乐高积木并非纯粹玩具般简单？柏林艺术家Jan Vormann便利用这些色彩缤纷的积木，以创新的手法复修墙上的破洞，为玩具赋予新功能，也可被视为一种艺术性的城市黑客行动。
另一个简单不过的例子便是都市农耕，农圃不但能美化城市环境，栽种的食物更可供进食。柏林好些住宅大厦的后院都在进行农耕的试验，而中国艺术家子杰更推而广之，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种植蕃薯，作为公共艺术的展示。蕃薯既富营养又容易种植，透过此举他想替市民重夺公共空间的拥有权。
城市黑客甚至是一门进修课程。墨尔本大学推出了“城市黑客——改善城市生活”的课程，根据课程简介，“黑客是运用你对系统的知识，建立聪明的介入手段”。该课程将引导学生认识城市这个系统，同时鼓励他们设计一次“黑客”行动，以缓解该系统为城市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副作用。
城市黑客运动在香港绝对可行，我城纵然人口稠密，但仍有不少即兴创作的空间。现时让城市环境变得更友善这课题实在刻不容缓，而最大的难题，正如Zimmermann所言，视乎人们是否愿意从其想像力的牢狱里中解放出来。
本文与文化新闻学研习营共同协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