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在巴塞罗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不安气氛，与会者在参观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所设计的German Pavilion的时候（建筑物于1986年在原址复建，后改名为Barcelona Pavilion），应该没有想过自己正在目睹简约主义的诞生。他们只知道，眼前是一幢他们从没见过的建筑物，简约得只剩下墙壁、玻璃、石材、金属——唯一的装饰是那个出自Georg Kolbe手笔的雕像。Mies后来获邀出任包豪斯学校的校长，直至1933年被执政的纳粹政权所取缔。Mies的Barcelona Pavilion奠定了日后国际风格的基础，他所提出的“少即是多”口号，以及几乎所有办公室接待处都放有一张由他设计的Barcelona Chair（纵然是膺品），都在在影响了往后全球的美学发展。
简约主义在非正式诞生后90年至今，在国际间一直声名狼藉。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近日举行以“Minimalism简约主义”为主题的展览（至4月14日为止），另一边厢Robert Venturi曾提出 “少即是乏味”的讽刺口号，以抗衡简约主义，后来更卷起了被喻为极繁主义的设计风潮，可见凡事皆有可能。
简约主义一直都被误解，许多曾造访Barcelona Pavilion的人眼中只有洞石和玛瑙石，认为简约即等同奢华。其他人则只看到一个空殻结构，以为设计师以此为借口，偷工减料，忽略了细节设计。其实他们完全错过了重点，只有亲历过其境的朝圣者，才会明白Mies的设计由衷所在。简约主义的最美之处，在于它去芜存菁，让一切都回归到生活的基本，同时将材质——不管是夹板或花梨木——最纯粹的自然状态，提升到装饰的层次。套用近藤麻理惠的话，简约主义能够让人怦心动，全因它直接、利落，将物料的天然美发挥到极致。
最可笑的讽刺是，简约主义在幅员辽阔的地方大行其道，在弹丸之地却反而被嗤以之鼻。在加拿大北部、北欧国家、俄罗斯西部以及华北等地，简单利落的建筑物，讲究形态、结构、天然物料、与周边环境契合的设计比比皆是。这些地方由于位处遍远，人口不多，故能够不受其他设计风潮的左右，坚守以功能性为主导的建筑原则。
以加拿大Whitehorse白马市为基地的Kobayashi + Zedda建筑事务所，其作品Woodland 住宅基本上由两个盒子呈直角交叠而成。项目位于加拿大 Yukon育空地区首都外围，占地483,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仅居住了36,000人口，人口密度为0.08人／平方米。将数字放诸香港，根据房屋协会2018发表的报告，单单华富邨的人口便有26,000，屋邨总面积却只有约0.01 平方公里。斯德哥尔摩建筑师Tham & Videgård在苏格兰Gotland岛上刚设计了一间度假屋，占地135平方米，放眼所见四野无人，室内墙壁和天花覆盖以雪松木，木表面上的树节纹理是空间里唯一的缀饰。
在香港，极繁主义一直当道。香港贵为国际级第一城市，人均房价冠绝全球，居住面积之小同时闻名世界。香港地囤积狂俯拾皆是，造就了迷你仓的大行其道；至于没有囤积习惯的人，却会不假思索把不常用的东西扔掉。面对日益严重的可持续议题，政府的回应是征收港币5毫的胶袋税，然而堆填区却依旧堆满各种各样的建筑废料。堆积如山的废物就像台风一样，当香港北面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这道风只会越吹越猛烈，慢慢将这个小城压得透不过气来。
Mies提出简约主义至今差不多有一百年，发展至此，简约主义极可有能是通往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门径。在某些国家里，很多实践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人，几十年来都穿着同一件冬衣；他们绝对能负担得起600甚至6,000平方米的房子，却选择居住在60平方米的窝居里，因为他们知道居住环境越小，代表与家人的距离也越密切。对他们而言，零废物并非口号，而是唯一的出路。他们会把水果或蔬菜皮等厨余收集，静待它们分解成肥料，用来栽种更可口的水果和蔬菜。旧衣物裁成小块后，可用来抺窗或抹枱。至于建筑物，采用太阳能或风力发电、循环用水等技术几乎已成习惯的一部分，目的只是为了将大自然最宝贵的资源留给后代使用。
个子圆圆胖胖、最爱喝酒和食雪茄的Mies，或许从未曾想过，他所提出的简约主义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环保回响。这位德国建筑师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，深深意识到这个地球是何等脆弱，假如简约主义有机会发展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可持续美学主张，相信他定必同意并会送上最衷心的祝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