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4年7月18日星期一下午5時，在倫敦大學克萊爾學院Clare Market內，一位蘇格蘭生物教授在一群城市改革專家面前，朗讀了一篇研究文章。主持會議的主席為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Charles Booth閣下，其他與會者包括有花園城市運動（Garden City Movement）的發起人Ebenezer Howard。在場人士都屏息靜氣，期待著這位面上長著長鬍子、蓬頭垢面的教授即將要發表的宣言。
这位讲者名叫Patrick Geddes。当晚，在无心插柳下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规划和设计新思维，在接着的160年间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回响。今天来看，他当日所发表的理论和观点，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形重要。
Geddes讲述了一个城市的故事，故事发生在非常遥远的地方。“...在田园的山坡旁，散落了零星的耕地和小村庄，一路伸延至主河谷高地的村落；由这里往下走，便会到达山脚的一个大型繁盛村落，以及低高地交滙的铁路总站；在整片农谷和蜿蜒河流的中央是市集的所在地。距离这里大约一天的步行路程，几个村落汇聚成市镇，最后在下游河口处，飘来代表着工业城市的浓烟，意味着一个世界级中央市集正在诞生中…”
“由源头走到大海，我们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。由简单的起源，到最后的结果，当中任何一环皆不可或缺。”
三言两语间，Patrick Geddes描绘了他著名的河谷剖面（Valley Section）理论。此理论扩阔了大家对城市的认知，认为城市远远超出官方所指定的边界，并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。城市与地域有着共生关系，互相倚赖；要认识一个城市，必须先理解其与所在地域的关系。
Geddes继续说道：“城市不仅是空间形式上的一个地方，更是时间轴上的一台剧目。”他娓娓道来关于爱丁堡的城市故事：“爱丁堡吸引游人的地方，并不纯綷在于其优美如画的风景。在文艺复兴的年代，那些中世纪城堡成为皇室宫殿；在工业革命年代，它们被替代成工厂，或改建成酿酒厂。这些主流知识分子思维，由以往集中于中世纪的修道院里，传至神学院的礼堂，之后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； 及后在英国内战时期，又被一群名为百科全书派所占据，其中以David Hume和Adam Smith为当中的表表者。其后历史的发展同样关键，例如新古典主义建筑世代，以及为纪念作家Sir Walter Scott而建造的新哥德式纪念塔。之后的自由市场主义、大英帝国的英雄主义，都各自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。到了近代的社会演变，以金融市场为例，银行、金融机构和报社轮流建造代表自己的的建筑物。爱顶堡完全是社会演进的缩影，例子在市内随处可见。”
今天，所有修读建筑和规划的学生都知道，在开展一个项目前，必须要进行前期研究和勘测。这个“先勘测后规划”的守则其实源自Patrick Geddes。Geddes将一个城市地域比喻为环环相扣的生物体，而城市中过去的文化发展及建筑物的无间断传承，是确保未来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厘清所有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包括城市与其地域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以及文化及其城市环境，是进行任何城市项目的先决条件。
文化、传统、生态及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较诸现今的城市研究主流方法，将城市划分为交通、经济 、建筑及房屋等独立议题去审视，能为城市带来更美好的未来。Geddes称之为“Synoptic Vision”（整体视角）。
然而，单单审视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并不足够，还有未来呢？问题的症结，在于要指出城市里一些可行选择，然后再从这些选择中作出挑选和探讨未来。对Geddes来说，答案就在建立一个与市民沟通的参与过程，他认为只要燃点起公民自豪感，大家都会非常乐意肩负起建设城市的责任。
Geddes不单是一位思想家，他更将他的理论切实执行。他购入建于1892年、位于爱丁堡旧城皇家一英里城堡尽头的Outlook Tower，并且进行改造。Outlook Tower的开幕标志着城市设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大楼顶层装配了一个名为暗箱的光学仪器，可即时投映出爱丁堡的城市景像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设有关于其所在城市地域的展览，会展出最新的民间调查及研究结果，以及城市改善计划，同时亦设有多个场地供举行民间参与活动。
市民只要来过Outlook Tower，透过这个“镜头”欣赏到爱丁堡的美景，便会深谙这个古城的独特价值和美丽之处。同时，大家也会意识到，循序渐进的城市改造，比起批量式拆迁和城镇重建，能更好地保护珍贵的社区资产和人文关系。
受到Geddes的启发，爱丁堡很多市民都非常乐意参与义务工作，一同改善城市环境。他们由公共空间开始，将一些未被善用、大大小小的户外空间改造成公共花园，甚至将旧楼翻新。Geddes曾经购入不少同类型旧楼，翻新后改造成大学生宿舍，他称这个过程为“Conservative Surgery（保育手术）”。
自1883年起，Geddes每年都会广邀世界各地人士前往爱丁堡，参与名为The Summer Meeting of the Arts and Science（艺术及科学夏季会议）的活动，亦即爱丁堡国际艺穗节的前身，一起探讨有关文化、艺术及城市的议题。
Geddes被誉为公众参与的始祖，他最著名的论理便有“自治社区”及“由下而上的社区规划”。此外，他是场所营造的先驱，城市保育运动的始创人，也率先提倡“放眼全球，本土实践”。然而，这些理念从何而来？原来Geddes的理念来自一个共同起源，个中还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。
已故伦敦大学学院Peter Hall爵士暨教授曾指出，Geddes深受俄罗斯流亡学者Kropotkin和法国地理学家Reclus的影响。Kropotkin和Reclus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，二人在1880年至1890年间曾多次与Geddes会面，也时有书信往来交流心得。Kropotkin和Reclus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代表人物Michael Bakunin的支持者，在1872年第一共产国际举行的海牙大会中，Bakunin和马克斯因在政治策略方面出现分歧，自此Bakunin的影响力大减，其名字更在欧洲共产历史中被悄悄删除。Geddes提出的自治社区城市地域概念，某程上跟Bakunin的理念一脉相承，认为会为城市带来崭新的工艺及生态形式人类文明，一解工业社会所引致的非人性化及社会疏离影响， Geddes更甚至刻意提出古老世界中的田园生活、艺术及工艺、历史传统能够与现代工业并肩茁壮。Geddes是这门已失传的共产流派的继承者，他心目中的“乌托邦”，是让人类活在的丰饶的文化中，与大自然和谐共存，享受现代工业化的成果，而非成为其奴隶。
1914年，Geddes应英国政府邀请前往印度，为英属印度30多个城市进行规划。他运用了其Conservative Surgery（保育手术）方法，注入新的公共户外空间、活化旧区，同时提供最基本的衞生设施及公共服务，他认为这个做法既符合公共卫生要求，而且更具成本效益，同时给予本土文化发展的空间。
不出所料，他的手法受到殖民地主义者的大肆抨击。当时最令工务局内大英工程师引以为傲的，是透过全面清拆贫民区、建造渠务和道路，为这些殖民地引进现代文明、公共卫生和良好治安。他们因此讨厌他，认为他是疯子。
1914年，当时身在印度的建筑师Edwin Lutyens爵士正在设计首都新德里，他指责Geddes为“怪人一名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话很多，却时常露出马脚，被人发现后又会乱发脾气。”
之后Geddes转往中东工作，直至1923年。巴勒斯坦许多古城和现代城市都出自他手笔。
1932年他获颁骑士勋章，并于同年去世。在Geddes长眠之际，一股现代城市营造新浪潮正在悄悄掀起。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（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）提出功能城市的概念，将城市按照功能划分成四个区域：居住、工作、休闲娱乐及交通，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。
1933年，CIAM在雅典发表了功能城市的原则，震撼了整个业界。功能城市原则中的务实逻辑和清晰规条，受到城市行政人员的欢迎和采纳，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规划原则，相对地，Geddes所提倡融滙生物、文化及实际考量的城市发展理论便显得杂乱无章。纵使他的见解独到，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，然而他的解说却蹩脚不堪，自相予盾。数学、自然和社会科学等理论都无法引证Geddes所提出的思维；相反地，获CIAM和当时多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，包括Le Corbusier一致倡议的机械性城市规划方法，简单易明，反而来得更具说服力。
若非一位名为Lewis Mumford的美国年轻小伙子的出现，Geddes和他的理论恐怕已随他的离世而遭人遗忘。
Mumford在1914 年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，首次接触到Geddes的作品。Mumford在他的笔记中写道：“Geddes唤醒了埋藏在我灵魂深处、未被任何人所触碰的某种意识，Geddes深信抽象的思维必须从经验中获得富足，在反思批评中逐渐清晰，在共同行动中达致圆满。”Mumford联络上Geddes，并成为他的学生。在其后的17年间，他们互相写了很长的信件给对方。Mumford最后成为了纽约客杂志极具影响力的建筑评论家，并将Geddes的想法写成很多本畅销的著作，包括《The Culture of Cities》（城市文化）和《The City in History》（城市发展史）。
人们开始意识到，Geddes或许能为城市规划带来新思维。Geddes认为所有城市和地域都在经历一个开放式的演化过程，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完结或平衡状态。试想想生物的进化过程：许多微小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，便会产生自然变异和适应性转化。长远来看，只要采纳由下而上的方式，鼓励由居民主导的社区小转变，积少成多，较诸一次性、由上而下的家长式管治，能为城市发展带来更正面的效益。
这种有机规划模式在1960年代得以复兴，全靠Jane Jacob所撰写有关城市更新和保育的文章，以及以城市和地域为主题的书籍例如《The Economies of Cities》（城市经济），当然还有一系列由她发起的公民活动。假如Geddes仍在世，当他读到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文章或作品时，尤其是关乎城市和地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，以及赋权公民的潜在重要性，相信定会发出会心微笑。Geddes也许会对Christopher Alexander一些支持者的发明大感兴趣，例如Jimmy Wales和Larry Sanger创立的维基百科、开源及众筹活动等。另一方面，我估计Geddes对Steve Jobs设计的Apple 产品应该会完全模不着头脑。
2020年的今天，很多主流思维包括全球化、新自由主义等备受质疑，因其无法解决人类目前面对的许多难题，例如气候转变、社会不平等、人工智能的威胁等。很多人都认为，人类早就该要来一次重置。
Geddes的Synoptic Vision（整体视角）启发我们以全新思维框架去构想未来的世界，在那里人类和大自然、人工智能能够共存共荣。伦敦大学学院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tic（先进空间分析中心）的Michael Batty教授所提倡的复杂性科学规划方法，正好与Geddes的理念一脉相通。复杂性科学有助我们理解城市里复杂、开放的演化系统，当中包含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经济、物理及环境组成部分。透过电脑计算中的量子霸权的出现，以及分形数学的发展，我们可以模拟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塑造出城市，以及如何顺应其演化过程。分形数学、形态学以及进化生物学的进步都有助我们了解城市，明白如何与之合作。我强烈建议大家拜读Michael Batty撰写的一篇关于Patrick Geddes及复杂性科学城市规划的论文，以及他最新出版的《Inventing Future Cities》（创造未来城市）。
我想引用Geddes的一段说话来完结这场演说：“然而，树叶是生命的主要产能和现象；这是一个绿色世界，而动物相对地便显得微不足道，并要倚赖树叶存活。叶乃生命之源。人们很奇怪地认为，我们活着得靠金钱，钱币的流通可产生原动力。而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一片巨大的树叶殖民地，脚下是我们赖以为生、铺满树叶的泥土，而非纯粹的一堆矿物体。我们不靠金钱的多寡，而是作物的丰收而生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