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国早期社会思想家兹米尔（Georg Simmel）有一篇相当著名的文章《大都会与思觉生活》，尝试解答大都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如何改变人的思维和情感。在全面工业化、资本主义盛行的大都会，兹米尔认为会产生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。第一，金钱价值作为一个抽象的标准，在以利为先的社会中，会磨去所有事物的独特性，一切货品以至人际关系都变得可以互相交换，城市生活的繁复在市场的主宰下会变得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理性化。第二，大都会的人物横流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物质，时时刻刻轰炸着人的知觉，令人们不得不退到自我的深处，当一个“无感”（blasé）的人，对与一己无关的事都置若罔闻。
兹米尔的都市心理理论往往被用来和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作对读：飘浮不定的意识流叙述、断裂的语言和句式、多语言字体混杂并用，不是都脱胎自这种大都会的触觉吗？乔伊斯《尤利西斯》的语言实验和都柏林、吴尔夫《到灯塔去》与伦敦，威廉斯（William Carlos Williams）形式混合的长诗《彼得逊》，证实了城市地貌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但兹米尔没有说的是故事的另一半：“大都会的人物横流”其实来自哪里？支撑这些殖民帝国中心蓬勃发展的资源从何而来？
答案当然是殖民主义，是殖民地的资源和移民劳工的劳动力成就了大都会爆炸性的增长。这当然不是想指控现代主义和殖民暴力勾结，但的确是想带出一点：大都会市民身处帝国世界体系的中心，只能眼见外来文化和舶来品涌入，却无法理解它们和遥远殖民地的关系。知觉感官的轰炸其实相对于某种盲目、某种无知。现代主义所处理的现实因此是不完整的：它永远只能呈现殖民帝国在宗主国文化一方的影响。
冷战期间东亚大都会的兴起，改写了大都会和帝国的关系。日本、亚洲四小龙的兴起，和正在巩固自身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，保持着微妙的关系，也象征着帝国世界体系的重整：帝国不再以民族国家的伸延为基础，反而更能跨国界流动。殖民地—帝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暧昩：外来文化的涌入不再单纯建设一种（欧陆中心的）普世主义，更是文化帝国和半殖民威权大都会的互相牵连。台湾杨德昌的《恐怖分子》一幕，男主角杀完人后走在荷里活暴力电影海报满布的街上，便恰恰呈现了这种冲突。都市身份的建构，有必要将帝国建设列入考虑之列来。
